与子同袍的存在是精神文化的形式来替代复杂的明文合约，是节省交易费用的企图。这企图节约的交易费用巨大，是那里出现了边际不相等呢？人人奋力自保，这点乌合之众和长胜军没有区别，长胜军哪里做得对？

以邻为壑的外部性

企业污染邻居，要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企业污染行为的边际成本要等于包含外部成本加收益在内的社会边际收入。有了交易费用的现实，最大化整体利益要带到权利安排的合约上去。

军队有着极端直观的外部性，个人行为的后果将决定他人的生与死。胜利不是单兵捉对撕杀的胜负结果求和，自私的行为如果不加以约束，以邻为壑将使同样资源的产出下降到惊人的程度，这样的军队将被淘汰。

权利结构的安排

军法是长官之法，这令行禁止是将包括人在内的全部军事资源的权利安排做出界定。你的生命是你的，但某程度也是兄弟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追求降低外部性最相宜的安排，所以人人都让出一部分关系自身安危的权利给长官，上级的权威受到普遍认同。

等级制度实际上是明确了军事资源的产权，在划定范围内实施独裁。权利界定，私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变得一致，军队开始有某程度的私产性质。为最大化收入，长官下辖内的外部性将受到严格约束，以邻为壑的现象显著少于不同部队之间。

这权利安排和等级制度是应对着战斗环境的现实局限。相传昔日盗墓，有深坑上下两人分工。坑下传递古物给上边，若坑上之人独吞财物离开，坑下之人必死。盗墓时夜黑风高，寻常权利安排皆不奏效，所以这活往往父子搭配，且极端到父上子下，反过来行不通。战场局限瞬息万变，生死转换，息息相关，战场如同墓坑，个人位置忽上忽下。长官此时如同老父，儿子是自己养老的资产，必定争取那整体利益最大的选择。

没有交易费用，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值一提；有了交易费用的现实，最大化的问题就不得不带到了权利安排的合约上去。理论上独裁以外，军队的资源使用和收入分配也可以使用市场或者民主制度来解决。没有这样的军队存在，是因为凡是搞民主和市场的军队都战败了。

政委大胜军统

不限于同一战斗单位，不同部队之间的权利也需要界定。军队是最高统帅的私产，任何边际不相等都有削弱统治能力的后果。完全断权的军事代理合约被淘汰，统治者要觅那消除外部性最有效率的权利结构。

旧中华蒋氏以黄埔军为后盾，用军统约束各地方军阀，其实质是指定各单位间的权利结构，约束哪些资源使用允许哪些禁止，用私人恩怨、心胸度量去看待那窃听、秘杀是市井故事。当然内耗巨大，但能组织数百万之军队抵抗外敌，其制度安排不是傻瓜。

政委是节省交易费用的神来之笔，军统输下阵来。直接从军事主官身边约束权利的使用，不断权合约的执行成本远低过昂贵复杂的军统。至于政委制为何没有能在蒋氏部队中效仿推行，昔日议会和日本人或许知道答案。

进化有价值观的累赘

物竞天择，生存进化，但“进化”的思想判断包含了价值观的累赘。抛开价值观念，容易看见局限急转，人类可以“退化”而优胜。

中国的例子清晰。中共建国，依照军队建制画瓢，包括厂矿企业也如法施为。但和平时期重点全在民事生产，互相影响的程度大为下降，昔日高效的权利安排变成格格不如，与政委相若的书记沦为滑稽演员。将厂矿书记晾在一旁，厂长负责制竟然迈开了工业改革的第一步。

大小书记和规划局长

书记可不全是笑话。外部性不夸张的领域可以由私产及法律处理，小书记们不再中用。但涉及区域协调，例如污染下游、铁路纵横、土地使用等不同单位互相干扰显著的事务，交易费用最低的不断权安排有着打不死的生命力。中国可教，城市化和区域间交通建设成就惊人，背书了制度安排的效率。土地细节由开发商自裁，但必须符合规划局总纲，等于土地从未断权；县委书记以上皆实权，好比政委和军事主官的权利安排。这合约从外部性角度看来精彩过人。

自由的经济内容

“自由这东西我明白，但究竟是什么？”市场自由和政府管制，人权与公权，大而美或者小而美，今日中华的思想争论空前。但活灵活现的生活中从来都不只一种制度安排，不踏中那真实的局限，唯一可以肯定的只能是：无论大小，都不美。

自由如果从社会租值看，容易有肯定一些的含义：人类的整体财富增加，所面临的局限是减少了，从而更自由一些。争取社会财富最大化就是争取多个维度的边际相等同时达到。没有交易费用，这最大化不值一提；有了交易费用的现实，最大化的问题就不得不带到了权利安排的合约上去。漠视了权利结构的安排，自由的口号不可能有半点经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