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吃米粉，这是筑城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也不仅仅只是早餐，其实中餐也常用，而这个米粉有别于一般水粉。简单地说，是要在大米磨浆、压条成形的过程中，多加一道加热发酵工艺，酸粉的特点是摸着黏手，闻着吃着略带酸味，当然，这味道有些外地人是接受不了。
本市5月无酸粉(注：从5月11日起逐步恢复了供应 )，什么情况？我打小就没碰到过。这段时间不仅仅是酸粉，连早上9点后的早餐摊位也消失，晚上路边的烧烤夜市均不见，一些常年营业的餐馆、成行市的路边洗车、修车店也停业。有人说卫生大检查，不是。历来的卫生检查没有如此久过，关键还有一点，可以不见摊位夜市，但不会吃不着酸粉。有人说是查出酸粉生产中使用了“吊白块”这样的致癌物，这也不成立，因为这也是“老皇历”。其实，这个情况的出现，要拜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下称“七组”）入黔所致，了解的情况是这样，酸粉生产中加温发酵这道工艺，现普遍用烧煤锅炉加热，由此产生粉尘对环境造成污染，投诉后被环保部门叫停，而整改需要更换设备。且不论小厂的观望，就算第一时间要恢复生产的大厂，整改也需要时间，这就造成了当下十来天的断档。而对应的普通水粉，因没有这样的问题，则供应无碍。
还是来看入黔七组战报，从上月26日起（本市从上月19日，相关各部门就开始提前做功课迎客），七组集中处理围绕着环境保护的各种投诉，截止至5月16日公布的处理进度如下：
这些投诉主要集中在三块：水污染、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投诉渠道一是电话投诉，主要通过12319的城建服务热线、12369的环保举报热线，12345的市长热线，和七组新开的热线举报。还有就是给这些职能部门的投诉信件构成。
表中数据简要说明（指狭义）：
序号、市州栏：略。
受理举报数量栏：通过电话、信件举报，在入黔时间段内，投诉转办数量以及总量共计2102件。补充一点：其中，按级别分为一般投诉案件1836件，占近九成。这个属于常态且大部分能及时处理的案件，重点案件266件。从区域看，省会占总投诉量的近六成，加上第二大城市遵义总共占到近八成。
交办数量栏：就是受理举报数量的合计数，含义着对所有举报都要落实执行。
已办结栏：此栏起，皆是最新情况。显示的是按真实性分类，并交由相对应部门一一落实处理，并完成回访的投诉案。
责令整改栏：对于属实举报，有事实依据，不达标的各违法主体限期整改的总家数，整改验收达标后，方可恢复营业等。
立案处罚栏：整改不达标，或屡次对整改不予配合的，要进行对应处罚，其标准按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新《环保法》（下称“新法”）执行。力度极大，比如现阶段一律按新法查处，本市有一知名烤鱼餐馆，罚款金额四万元，自行整改又花了三十多万。
罚款金额栏：目前，一至五万元的处罚较多，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谓“上不封顶”。
立案侦查栏：是案件查处阶段的含义。
拘留栏：细分的行政栏是指被政府行政处罚最重的一类。细分刑事的数据均为“0”，但从逻辑和内容上对应着立案侦查栏，但立案侦查有过程，最终反映到刑事栏上有时滞。
约谈：从一般干部至县级（处级）干部，更多的是针对有职权的科级及以上干部的谈话，督促其进一步落实工作，本市大当家——省常委“达康”书记已被约谈。
问责：七组的组员有中纪、中组成员，手持尚方宝剑——拥有停、免、撤职的“生杀”大权，以此约束各级地方党政官员。本市辖下某城区分管的两位区长，本市管辖面积和人口最大的石姓主任等已被问责。
汇总表的基本情况介绍完毕，再讲一下数据背后的真实场景。史上没有过的环保风暴收获颇丰，局限之一，要拜新法，七组手持大法赋予的高标准约束（本地基层干部称之为“划了杠杠”，对涉及的各主体，包括对地方官员都有法可依，可办），带着“有罪推论——既没有投诉就是做假”进行检查。局限之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权限”所决定，导致一些情况无法在中、短期内彻底解决，回访后投诉依旧，这样，形成“铁案无数”。我们按住一般性质的常态投诉，取问责的重点案件里，反复多次投诉解决不了的“不作为”铁案来说明。
对乌当高雁垃圾填埋场废气污染的投诉：本市目前的几个垃圾填埋场，都是传统的填埋工艺，长期超负荷运转，基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上马“高大上”的新厂。但随着城市扩张，周边修建起了商品房，这避免不了的臭味，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虽然加大了除臭等等技改投入，但并没有从所谓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规定期限内结不了案，就要被问责。
对花果园V区的投诉：石姓主任背锅下课。客观地说，本市这几门热线的结案率是极高的。但此区域“火车噪音”结不了案。原因是这样，一是铁路部门规定途经进站信号机前必须鸣笛；二是此地进入居住密集地带，常有人员穿行，火车司机按规定鸣笛警告。按目前最新的管理方式，是24小时巡查值班，禁止人员通行（听说又因此被投诉，理由是在此区域封闭，又影响到了出行方便），再配上早已加盖了的隔音板，但从根本上还是不能完全解决火车进站鸣笛的声音。而地方政府（下称“地方”）已经早就与其机务段的分管领导，成都铁路局协商N次，但受权力边界的约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怎么会是不作为，但结不了案就是要被问责，没有余地。
对知名企业“老干妈”的投诉：周围居民反复投诉其油烟污染，此次“干妈”也被约谈，而政府相关的工作人员被问责17名。众所周知，制作油辣椒的过程，的确会产生浓烈并呛人的油烟，但“老干妈”最近十来年，先后投入了几千万元来治理油烟，分别在2006年和2014年前后购买了几十套油烟净化设备。环保风暴的当下，又再度投入上千万元整改，效果还是不错的。但这样再搞下去，“干妈”怕是要走，相邻的红色遵义橄榄枝早已备下，信誓旦旦各种保证……。
再深入一层看这些案例。第一例，我就去过投诉集中的保利·春天大道（楼盘）多次，有亲戚就住那里，根本闻不到臭气，更不要说“熏天之臭”， 连续几年的投入，尤其是去年，其实已经处理得很好了，垃圾场周边五、六百米基本没有什么臭味，但依然有部分居民继续投诉（真是蛋疼）。再者，所谓”臭“，也还有其它原因，比如垃圾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同区域的污水处理厂所产生的，从地方到省政府已经多次协调整改。且再退一万步，要做到“眼不见为净”的所谓“根本上”，那是一个极具庞大的工程，可以说是“城区再造”，这样的解决则需要在更有利的时候才有条件办。再说花果园V区，当时房开打造其项目为美丽“半山小镇”，有V、W、X三个组团。但很多本地人，尤其是要购房的人都知道，站在此区域就能明显地看见铁路穿过，功课再多做一下，还知道旁边有污水处理厂。再来看此房，容积率极高，是小户型为主的超高层建筑，而地处主城区的电梯房折后大致3900一平，很是“便宜”，明显低过市区房价的中位数水平，比周边的其它商品房便宜至少千元以上，因此买房者众多，我们称之为刚需房（笑）。当然，我们不否认，房开的销售宣传多少有水分，但明显低过“市价”的主城区房，加之买房者收到房开对火车噪音处理的承诺，已经充分说明一切。是的，房开（履行承诺）与地方合作，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升级改造，从隔音到巡查实属不易，但这些人一旦住进去后，投诉——是“永不消失的声波“。第三例，本地著名企业，享誉世界的“老干妈”，为了不被停工而积极整改，省委省政府则不遗余力的立保，向其解释该企业是民族品牌（可以说，把“老干妈”放在和茅台相同的高度），且早就积极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建设的号令，一一落实在行动上，不仅花钱安装、升级设备，还规划了短、中、长期整改。客观地说，该企业所做的这一切，的确不能消除投诉者口中的“百分之百”，但，“百分之百”本来就是一个神话，不是真实世界。我们走在“老干妈”所处的见龙路上，深入投诉源，油烟味可以说很轻很轻（我保证你途经此地却闻不着），但其投诉依旧，其行为受新法保护，现在是有举报必“执法”。我们上面讲过，受竞争约束，相邻市县早抛出橄榄枝，以“七通一平”，并按其要求修建厂房等负税收的方式争取落户，并保证杜绝周围出现投诉源。这个年收入五十来亿的食品加工企业，去年纳税七亿多，员工数千人，为了让其安心留在本地，地方已经准备不惜付出拆迁代价，改变其周边土地用途一次性解决问题，这当然是科斯理论，但代价进一步“因法而升”。
最后，我还是顺带解释关于一般性投诉结案：比如，对占道摊位、广场及主、次干道的大屏投诉，涉及到大气、噪音、光源污染的违法行为，都采取了措施。停工回访后一一结案。但这些结案，明显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方法应对。毕竟，众多个体小商贩用不起“青山绿水牌”合约，被关闭的大屏本来也是签订了合同，经营着的生意，那补贴或者放弃？不行，接地气的地方干部不得不在税收、就业、治安、环保等要素下综合考虑，以达到发展的均衡。否则，得不偿失。
在全国督政的各环保组教导大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地方则更多的考虑，如何根据其要素禀赋谋求发展，我们知道不同合约的背后成本不同，新法那些条款所彰显的民主，给予人民充分参与（投诉举报只是一通电话成本）的法律保障，至此，唯有一声叹息。
由此可见，其所谓民众参与维法之成本何其高，这合约并不是谁都用得起。黔地不易，虽在过去六年GDP增长名列三甲，其省会人口也呈倍增长，税收增长亦不菲。但毕竟先天不足，后天刚才进入“发育期”，远远不及富裕城市的生产、生活水平，但要严格执行全国一刀切的环保大法，无疑是挥刀自宫。但好在种种迹象表明，局限下，主政一方的地方官，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合约，目前看这合约还是很坚实。地方尽可能给予各经营主体便利，以保持其竞争力的合约，对于被问责的基层干部，视情况“灵活”处理，一个可验证的指标是问责，留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大致的推断，很多投诉与结案将周而复始，继续“猫鼠游戏”。约束变则行为变，等七组走后本市将很快恢复常态，一段时期后，中招的经营主体和地方问责人员也能恢复租值，当然，“新法”尚在的期间，的确大幅推高了地方的直接成本，但衡量利益，将继续付出所谓“推诿”、“背锅”等等代价维护。但若到尽头，照此长期督察、督政，其制度费用飞起，各地方承受不起，最终影响全局。
最后一点，关于“懒政不作为”的现象是有，而且，有这样发展的势头。这可以是另一个展开讨论的话题，但从筑城的情况看，可以明确地指出几点：一，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要求更多的，与此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地方干部无论从数量和其工作强度上将有增无减，二，大大要求改变工作方式——从被动解决问题向主动出击的工作方式改变，并通过配套的约束惩罚，就是以问责来挤迫，以保证对其劳动产出的要求。但另一头，基层干部加班是工作的常态，却没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连《劳动法》所谓的加班费都属“编外”人员），再有，尤其是14年以来，获取“灰色收入”的费用陡升。这样的情况下，试图只靠“纯洁性”等道德约束和监察问责，缺乏必要的接地气的激励，可谓“又想马儿跑，又不给肥草”是以为难。这样的管理下，其对应的行为必然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