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行业指责黑社会的声浪远比其他行业高。难道黑社会特别喜欢看电影？显然是因为该行业产权约束有特别难处，在通行法例之外不得不补充昂贵的合约费用。那么，难处何在？

明星租值谁属？

困难是这样的，银幕形象虽然是电影公司和演员联合产出的结果，但难以和演员个人形象分开。个人形象天然是私产，电影大获成功，演员随之大红大紫，有了明星的租值，但此时的个人形象既是演员的也是老板的。此时的明星形象仿佛一间股份公司，演员个人和老板同时持有股份；也犹如公司章程，股东们要共同约束资源的使用和收入的权利安排。收入分配和资源使用紧密相连，但明星形象的重点合约是资源的使用。

老板要发财，明星如果乱把妹，广告价值大跌；老板说票房重要，明星要赤身上阵，演员以尊严和人权相抵。这类纠纷可以数之不尽。原则上，在电影生产之前，各方的一切合约细节都有可能，如负工资，广告收入，个人行为约束等。但电影产出的信息费用和演员流动性很大，完美的合约不存在。何况被约束使用权利和收入权利的资源是特殊之物，人既是产出要素，又是权利主体，公众人物的举手投足都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别说细节约束不尽，就是有白纸黑字也未必奏效。

黑社会介入的本质就是约束演员个人形象的权利安排。旧中国有卖身契，也存在学徒制，这都协助着权利安排。香港后来转入英美法制，这些旧式契约不再入时，但权利安排的需求依然存在，黑社会的交易费用虽然昂贵，但比之租值消散相宜，于是在电影领域扎下根来。

重点是要看到这个人形象权利的约束，有助于拉近投资方内部成本和总体收入的边际相等程度。这财富最大化的要求和电影供应的繁荣没有冲突。迪斯尼生产的银幕形象全是卡通，没有昂贵的产权费用，其市值比其他美国同行的总和还大；电影生产还需要编剧和导演，但没有银幕形象和个人形象难舍难分的夸张效果，与黑社会的冲突远远不如演员来得激烈。

有拔枪对射的后果

个人之见是黑社会不是好制度，但无关什么道德偏见。而是可以清晰的看见黑社会界定产权带来的合约费用上升，是弊，可以很大。从使用法外暴力协助产权纠纷的角度看，艺人也可以是黑社会。只是市民一般同情明星，也不习惯从权利的角度看合约安排。

昔日梅姐发生片约纠纷，被黑社会威胁，报之以牙还牙，结果双方各死一人。事实上不少香港艺人自身也混迹帮派，既保护自己也可以威胁他人。这是使用黑社会带来的副作用，导致的合约费用一降一升，上升的那部分因为互有攻守可以升得很高，对整体供应不利。

传统有智慧

历来戏剧班主就是老板，出资搭台，也负责演出协调、培训后勤，其经济作用和今天的电影公司一样。同样面临捧红了角儿，需要约束占有演员部分权利的境况，师徒礼仪，行会组织，等级制度，各式合约粉墨登场。没有黑社会，中华的戏曲文化历来兴旺发达。转到阶级对立时代，约束权利的合约就变成了剥削的生产关系，程蝶衣不能逃脱被批戏霸污脸绑上台的命运。这命运对应着中华的文化浩劫。

戏子们的合约智慧今日复兴了。华谊兄弟既投资拍片，也经营艺人们的经纪合同，当然是某程度的强迫。我投资，你红了，但接了外部广告让投资老板也分享甜头是合理的吧；你当众乱说话，我可以训斥教你学做“徳艺双馨”。事实上没有经纪合同的艺人，投资方使用起来顾虑重重。赵本山是“戏霸”，收拾徒弟使用家法，外人看去觉得仿佛黑社会，但师徒双方没有使用枪支暴力来解决纠纷。民间艺术有基础的可不光是二人转，但加上这没有白纸黑字却人人遵守的家法，东北二人转演员毕竟是出息了

内地法例宽疏，电影投资北上

数年前流行港台明星内地揾食，是因为跟着资本北上的结果。香港的人权法例呆板，非但不能降低，反而是明显增加了电影行业的交易费用。这法律环境的区别，使资本的租值回报有了明显差异。不要说内地和香港一样！那边厢香港二流演员组织罢工乞食，这边厢赵本山却家法惩罚徒弟“跪榴莲、顶菠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