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教授在《用中央计划体制解决城镇化问题一定输得很惨》的发言中，提出两个明确的观点：一、政府官员普遍无视市价信号，主观规划城市功能，争上金融中心，结局会很惨淡；二、支持巴塞罗那前市长的经验之谈，对比每平方公里城区面积出口的数量，巴市过百，上海北京不到二十，所以前者好后者坏。

两点都不同意，先说较为有趣的出口数量。

单位面积的出口数量其实是说路网的密度，密度大的土地相邻呼应，会让每平方公里的出口数量倍增。翻开百度的城市地图，巴塞罗那的城市面貌和北京上海确实迥异。中国城市的一平方公里往往被几个占地面积较大的住宅小区瓜分完毕，而巴市繁华城区常常一栋房便有四条路包围，一个大地块由密密麻麻的小方格组成，类似的大地块比邻，出口容易上百。

西班牙市长的宜居城市标准要包括每平方公里有80以上的出口，因为便利通勤。其仁也称赞这样的安排，马路行车，街道走人，并进而指出纽约的类似安排可以让尽可能多的房屋临街，以争取那最高财富。说法当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中国的土地使用是另外一套选择，资源要争取最高财富，必然要衡量代价。相比而言，欧洲的选择有两点重要区别：1、更多的土地用于道路，从而减少建筑占用的土地比例  2、若要利于交通，纵横的街区出口必须要开放通行，这土地的权利就没有明确的界定给居民独占，后果是上档次的绿化园艺等景观不会出现在大街上，而这些在中国的封闭小区是司空见惯的产出。

中国地方政府介入一级土地开发，转而拍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有规划的约束，但会盯紧市场需求来决定地块的竞投。不切合实际需求的规划会导致土地招标流拍，开发商有选择的自由，地方政府要追求经济利益，说规划是政府主导可以，说规划最终由市场主导也可以，但没有道理说中国目前制度下的土地使用会远远偏离财富最大化的约束。在财富最大化的约束下，每平方公里的使用方法当然包括社区的开放与封闭的选择：不一定出口少就更堵，就算更堵，那也一定是消费者的选择，要换取那远为灵活的环境生产。大教授住着商品房，又写了几十篇中国土地制度的文章，应该明白他的指责没有将社会财富推得更高的可能。

何况出口多未必就不堵。泰国土地私有化得比较彻底，政府少有参与。房屋私人兴建，街道宛若天成，倒似呼应了巴塞罗那引以为傲的“上帝没有直线”美学观（该市从单个建筑引申到整个城市规划）。街道与房屋周围遍布羊肠小道，每平方公里出口数量远胜中国，但堵车家常便饭。有街道等组织的存在，是类似物管公司的合约，但开放的局限让权力界定远不如小区物管那般清晰。地上一只死蛤蟆可以原地躺一周，胡乱停车占道一半的情况也随处可见，这是更容易堵车的脏乱环境，但大教授不可以不承认出口数量“达标”的事实。永不堵车的个人选择是骑摩托，摩托的杂乱显而易见，中国是相当程度禁止掉了，但土地彻底私有化的地区，例如台湾、泰国和法国，摩托车满街横行，这禁与不禁的背后不可能没有土地局限的差异使然。欧洲车小，说是少占资源，但牛高马大的欧洲人其他用度可不小，路窄停车的局限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吧。一项交通制度的取舍，往往是利弊加减后的考虑，逻辑含义清楚：摩托与小车盛行，皆堵也。

城市土地的规划不同，原因究竟是审美还是产权的差异，永远都有争议。但中国农村的稻田没有审美的需求，因昔日均分的往事，导致田埂蜿蜒分割土地，宛若城市中的小方格。改变产权结构，就会改变田埂，蜿蜒的田埂减少，土地的产出增加。

忘掉出口数量吧。天津最富盛名的五大道街区面积1.28平方公里，共计29个出口，不仅远低于西班牙的宜居标准，即使和周围相若街区比较，出口数量也有不如。但正是昔日殖民当局，吸取周围街区的经验教训，减少小方格的路网，增加五条东西向的大道，成为了规划史上的经典。100年的时间可以作证，五大道至今得享盛名，房价远胜周围。宜居吗？当然！

回到其仁教授的第一点上。

今日中国，地方政府主理的一级土地开发，投资有产权和接受市场考试的约束，本质是一家家公司在市场中竞争，这也是中国城市面貌改善的主因。如果是说中央政府胡乱指挥，各地于是盲从。可地方政府有自己的产权利益，不会那么糊涂，何况中央政府几时要求乱搞金融中心，周教授文意明显担心的是地方政府。但只要接受市场的淘汰，政府官员胡来也不要紧，因为银行要衡量风险，被淘汰的地方政府拿不到投资。

如果是说地方政府胡来产生浪费，所以要接受民意的制约。那么市场中的公司也有许多因独裁老板胡来被淘汰的，是否要剥夺独裁老板的权利，改为广泛听取民众意见？竞争的落败者是某部分人的代价，但不是社会的浪费，因为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产出有巨利，财富因而会增长。要减少这被淘汰的浪费，就要消灭市场竞争的财富增长。

（话说侯通海等江湖闲杂约定于华山某角落切磋，一干人等虽然姿势笨拙，但纷纷练得流汗。原打算着杨过一声长啸，众人被赶得屁滚尿流，不料杨过竟然喝醉了。

天津众闲杂一聚，智群老弟近于把屎把尿的招呼。感谢之至，老朱把此文当作心意吧。）